观点|李成谈中国未来政治发展
首先，十八大产生的领导人具有新的特点。比如，教育背景的多元化，7位常委除了一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他人都有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层面，这种教育背景的变化更为明显。
其中尤为突出的变化，是具备法律和司法背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几位公检法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还有一点变化是，具有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的人数增长。在中央委员会层面，虽然人数增加并不明显，但其地位明显得到加强，包括几位金融界精英的当选。当然，施政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度如何运作和发展。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之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或许是未来几年内的一大看点。
十八大的另一大看点，是上一届领导班子全方位的退出，给予新领导层更大的施政空间，这是一个积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举措。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未来领导阶层前瞻”的会议，基辛格博士与我一同受邀讨论。我们在会上提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过去40年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他们都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经受过相同的磨难和砥砺，在困境中始终保有坚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使得他们一代人的执政风格，具备突出的果敢风格以及勇于突破的气质。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毫无相似经历的大多美国观察家来说，是很难捕捉到的。
1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凝聚起新的共识。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放缓了增长脚步，外交关系上则面临新的地区性挑战，使得产生共识的需求和呼声变得更为急迫。这种共识的目的，是如何让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未来和前景更加有信心。
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和多元促进了思想和观点的流动和碰撞，这是好事情，但与此同时，社会共识不足。我觉得有必要寻求新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去推倒旧楼，重建全新的思想大楼，而是更多地循着疏导、缓解的思路，鼓励常态化的思想和观点探讨，让理性、客观、前瞻，同时具备一定乐观成分的言论，充分地展现交流。
目前，在一些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更多充斥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和情绪，甚至是在西方语境里被称之为“不文明”的谩骂和诋毁，受害者从官员、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有。这些方面的重新修复，与整个中国道德社会的重建大有关联。
我想，这种共识需要依赖的土壤，是健康健全的法律制度。
十八大报告强调党的活动（以往是党员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新媒体，中国当下，知识精英的影响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我对这种现象还是有所忧虑的——我忧虑的是，部分知识精英在公共空间中不负责任的言谈、观点，使之最终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
当下中国需要公开的、理性的讨论，因为这是构建有效言论传播平台的基础，积极正面的有效交流能够抑制诸多负面因素的传递。我的建议是，知识精英在理性客观批评的同时，不能过度地夸大存在的分歧，不能沉溺于担任“异议者”所带来的虚幻荣誉之中。在中国转型期间，知识精英应担当社会转型沟通者的角色。
2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
我想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最直接且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要让民众重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同时可以预见的是，正陷入经营困境的许多中小企业也亟待中央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伸以援手，或是厉行调整改革的举措，走出目前的困境。解决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我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最紧迫的挑战。
政府如何帮助中产阶层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实现他们对美好社会和个人幸福的梦想？这是对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有力支撑。但怎样去表述，怎样去传递，也还是要费番思虑，要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有信心，并使这一群体未来有显著的增长。
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我想这也是需要政府严肃面对的话题。现在国内有部分人以为，反腐是一种大治的行为，出现愈大的贪腐渎职事件，中央迅速出手解决有效控制，使之处于可控的地步。但我想进一步地指出，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仅仅是没有出现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败事件的出现，一定要有可靠的机制、可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当然反腐往深入走，一定也要和党内民主、强调依法治国联系起来。
我始终认为，中国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问题都不要紧，但一定不能没有危机感。危机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没有真正的危机感和处理危机的决心和能力。从目前新一届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应可以期待大动作和大手笔。
3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所谓的度
据我的观察，美国各界对十八大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极大关注，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政经和社会各阶层，都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商界、企业界关系极为紧密，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双边及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有共同的关注和聚焦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执政风格，对美国的友好度等，都是美国人所感兴趣的。
另一个是出于对中国如何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政治充满神秘，和美国总统大选动辄需要一两年漫长的选战营销相比，很多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
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度，这既和美国新闻业对新闻伦理的认识与中国不同有关，同时也因为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抱有自大、自傲的心态，做出缺乏新闻严谨性的举动。
我一直在说，西方的媒体在接触和感知中国的同时，能否学会尊重中国，更了解中国，而不是被某些标榜的价值理念牵着走，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深思的。
摆在中国新领导层面前的，有危机，有困难，但也有机遇，更有梦想。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确到了考量领导人心智和勇气水平的时候，保有一颗乐观积极视危难为转机的心态尤为重要。
我愿意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在每个机会里看到的是困境，乐观主义者则在每个困境里看到的是机会。”
（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4月上)
稿件来源：《瞭望东方周刊》